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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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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資料

... 司徒雷登的「燕大」情懷司徒雷登（1876-1962），教育家、外交官、美國基督教長老會傳教士，1876年6月生於杭州，父母均為美國在華傳教士。司徒雷登1904年開始在中國傳教，曾參加建立杭州育英書院（即後來的之江大學）。1908年，應南京金陵神學院聘請，司徒雷登攜妻兒離杭赴任。1919年起任燕京大學校長、校務長。1946年任美國駐華大使，1949年8月離開中國，1962年9月19日逝世於美國華盛頓。司徒雷登曾說自己「是中國人更多於是美國人」，此言不虛。早在1874年，司徒雷登的父親，一個名叫約翰·林頓的美國長老會傳教士，帶著他的新婚妻子，遠涉重洋來到了中國杭州，夫婦倆在杭州傳教長達半個世紀直到去世，兩人都葬在杭州。1918年，北京有兩所教會大學決定合併：一所是匯文大學，一所是協和大學。這兩所私立大學在1900年的義和團事件後試圖合併，卻因內在矛盾太多，多次協商未果，直到1918年才達成妥協，決定選聘一位與原來兩校都沒有關係的人擔任校長。此時司徒雷登在南京神學院執教多年，成為新校長的最佳人選，但幾乎所有朋友都勸他婉拒，而他最終接受了這個挑戰。1919年元月，司徒雷登北上，會見即將合併的兩校有關人士，經多方斡旋，成立了由蔡元培等五人組成的校名委員會，在司徒雷登的提議下，新大學命名為燕京大學，司徒雷登正式出任燕京大學第一任校長。司徒雷登接手時的燕京大學，規模很小，學生只有94人，經費不足，只夠開銷的一半，司徒雷登一邊改善原有的小攤子，一邊策劃另起爐灶。從1922年起，他15年內往返美國10次，募捐籌款，其中一次就募得150萬美元，這在當時幾乎是個天文數字。有了經費後，他決定給學校另選新址。他和同事尋遍北京四郊，找到清華園西邊的一塊地，這裡原是清代一個親王廢棄的園地，後轉到陝西督軍陳樹藩手中。司徒雷登專門到陝西會見陳樹藩，在和陳樹藩交涉的過程中，司徒雷登顯示出了非凡的交際才能，他不僅讓這位督軍以六萬大洋的極低價格把這塊地讓了出來，還把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項作了獎學金。這一塊地有40公頃，再加上陸續又在附近買進的其他荒廢園地，使燕京大學的總面積達到原來的數倍之多。這僅僅是司徒雷登非凡社會活動能力的冰山一角。燕京大學屬於私人教會大學，建校初期沒有政府的資助，除了一小部分學費收入外，學校約85%的資金都來自私人捐助。在司徒雷登任燕京大學校長的27年里，他十數次往返美國，為燕京大學共籌集到大約250萬美元，這在當時是一筆巨款，成了燕大主要的經濟來源。連大軍閥孫傳芳也曾給燕大捐了2萬銀元。1917-1918年，燕大總預算為3.5萬美元，有87%來自教會捐助。1937-1938年預算為21.5萬美元，教會捐助達14%以上，美國私人捐贈為55%。司徒雷登在燕大的另一大手筆是成功爭取到了美國鋁業大王近兩百萬美元的巨額遺產捐款。利用這筆基金，他說服了哈佛大學與燕京大學合作，於1928年春成立了哈佛燕京學社，建立哈佛燕京圖書館。雖然哈佛燕京學社的北京部分在1952年後被關閉，但其在美國的機構一直運作至今，為漢學研究以及中美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學術成就。時至今日，我們仍能看到的三聯書店出版的哈佛燕京學術系列叢書，正是該機構贊助出版的。一個學校的核心價值就是其靈魂所在，集中體現於各個大學的校訓中。對於這所大學的使命，司徒雷登很清楚：「燕京大學是整個傳教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經過討論和禱告，司徒雷登和同事一致同意將聖經里的兩節經文概括為燕大校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在他的努力之下，只用了十多年的時間，燕京大學就成了近代中國規模最大、質量最高、環境最優美的一所高等學府，並躋身「世界知名大學」之列。據統計，從1919年到1952年，燕大辦學僅33年，註冊的學生達9988名，為中國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人才，其中中國科學院院士42人，中國工程院院 士11人，各學科帶頭人超過100人。燕園內名師雲集，國文系有顧隨、容庚、郭紹虞、俞平伯、周作人、鄭振鐸等人，歷史系則有錢穆、陳垣、鄧文如、顧頡剛等人，哲學系則有洪謙、馮友蘭、張東蓀，政治學家有蕭公權，等等。其中任何一位，都令後來幾十年的中國學人難以望其項背。而費孝通、雷潔瓊、冰心、楊絳、侯仁之等等，則都是燕京大學出來的學生。「二戰」時，中國駐世界各大城市的新聞特派員，90%以上是燕大新聞系畢業生。「二戰」結束，在美國密蘇里號軍艦上舉行受降儀式，中國派出的3位記者均出自燕大。1979年鄧小平訪美，代表團21人集中了當時中國的精英，其中燕大畢業者竟達7人之多。後來成為外交部長的黃華，也曾是司徒雷登的學生。　　在這背後，是司徒雷登的嘔心瀝血，殫精竭慮。他四處籌募巨款，招攬名師，自己卻一生簡樸，素無積蓄。「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司徒雷登因同情、支持抗日運動，甚至自己帶著學生上街遊行，高呼抗日口號。在二戰期間，他與許多中國人一起，被日軍關押直至戰爭結束。　　1946年，在他的七十歲生日宴會上，國共兩黨都派出高官參加，國民政府還頒發「嘉獎令」，讚揚他對中國教育事業的貢獻。然而，也就是這一年，司徒雷登的命運發生了轉變——他被馬歇爾相中，成為新任美國駐華大使。從美國的角度看，司徒雷登確實是這一職位的不二人選：他相當了解中國國情，與中國國內各個派系都有交情，他的學生中不乏在國共兩黨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人。也正是因為他的特殊經歷和身份背景，他也成為當時國共雙方均能接受的美國駐華大使人選。司徒雷登試圖為中國的和平而努力，然後，事與願違，最終努力失敗，司徒雷登也隨即變成一個處境尷尬的人，他成為中美關係失敗的「替罪羊」。　　　1949年解放軍占領南京後，許多外國使團跟隨國民政府南遷廣州，但司徒雷登選擇滯留南京，他向美國國內提出承認中共新政權的建議。司徒雷登認為，這樣做將避免中國倒向蘇聯，有利於美國國家利益。他通過私人渠道向北平方面表達了自己想北上與中共領導人見面的願望，毛澤東和周恩來對這一請求作出了極為謹慎的積極回應，同意司徒雷登以非官方渠道前往北京，「與北平當局會面亦有可能」。考慮到司徒雷登已是73歲高齡，北平方面誠懇地表示，如果他想要坐飛機前往，也可以安排。　　當時美國駐天津、上海和北平的總領事館都在不同程度上贊成此行，並且認為同意北飛是中國方面發出的「極為重要的信息」。當然，他們也出於美國利益提出了各種附加條件，比如一定與毛澤東、周恩來見面，要堅持坐自己的專機，事後要訪問廣州，以免引起棄蔣而準備承認中共的誤解等。　　司徒雷登滿心歡喜，趕緊給國務卿艾奇遜發電報請示。然而他的助手燕大私人秘書傅涇波深知艾奇遜生性膽小怕事，恐怕難以承受院外遊說集團的壓力，建議司徒雷登不要苦等國務院的回覆。傅涇波的建議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被司徒雷登採納的，唯獨這一次例外。　　兩天後，司徒雷登等到了一封冷冰冰的復電：「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訪問北平。」1949 年8月2日，司徒雷登帶著無限遺憾登上了回美的專機，離開這片他生活了50年並深深熱愛過的土地。　　就在司徒雷登飛往美國的途中，艾奇遜發表《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對美國對華政策進行了種種辯解。為了開脫「失去」中國的責任，白皮書甚至公開了司徒雷登當年向美國政府的許多不宜公開的進言，司徒雷登不僅充當了美國對華政策的「替罪羊」，而且也開罪了國共兩黨。　　很多年後，傅涇波在敘述這段往事時萬分感慨地說：「如果當時老人家去了北京，恐怕以後很多歷史都要改寫了，甚至韓戰都有可能避免！」　　《紐約時報》的老中國通西摩·托平也認為，中美對話渠道如能繼續保持，「很多誤解和以後20年亞洲的許多苦難都有可能避免」，即便中美談判不成功，那麼有助於中共在幾個月後的中蘇談判中處於較為有利的地位，爭取到較好的談判結果，減少蘇聯對中國的影響和控制。無論出現上述哪一種後果，都「既有利於中國，也符合美國的根本利益」。 司徒雷登與學生的合影司徒雷登回到美國後，因為他長期在中國，沒有在美國工作過，所以沒有社會保險，而且年老體衰，工作的機會已經沒有了。司徒雷登的夫人艾琳·司徒雷登早在1926年6月5日就病逝於北京，安葬在燕京大學公墓。司徒雷登的兒子傑克也出生在中國北京，後來在密西西比州的一個小城當牧師，收入很低，沒有能力照顧父親。幸好，美國的一家慈善機構——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理事會」 每月提供給司徒雷登600多美元的退休金。司徒雷登生活相當拮據，晚景淒涼，儘管他為燕京大學募得巨款，但從未為自己留下一點什麼，他一生簡樸，素無積蓄。燕大有錢，但司徒雷登本人卻沒錢，他很少買衣服，襪子和內衣上都是補丁，哪怕1946年到1949年當過駐華大使，到了晚年仍是一文不名，寄居在亦生亦友的傅涇波家中，在美國連立錐之地都沒有。當大使時，月薪為1000美元，但他又要拿出相當一部分捐獻給燕京大學，作為建校之用。晚年的司徒雷登在一次中風後偏癱了13年，因經濟窘迫，請不起人服侍，病中生活和護理完全靠燕大時的私人秘書傅涇波一家悉心照料，連上廁所、洗澡也得全靠傅涇波幫助。待傅涇波體力不支、氣力不濟時，便叫自己的兒子傅履仁來幫忙。1962年9月，司徒雷登在華盛頓一家教會醫院悄然去世，終年86歲。在他臨終之前，他給秘書留下了兩個遺願：一是將當年周恩來送他的一隻明代彩繪花瓶送還中國；二是將他的骨灰送回中國，安葬在燕京大學的校園內，與妻子為鄰。在司徒雷登死後，傅涇波將其骨灰捧回，希望將來可以將其合葬於燕京大學司徒夫人的墓地。然而這一合情合理的願望與要求竟然難以實現，司徒雷登本是中國最受尊重的教育家，只因陷入了當時的政治旋渦，在國共合作失敗、中美關係進入僵局以後瞬間變成了「反動派」。1973年，傅涇波受邀訪問中國大陸；1982年傅涇波訪問臺灣；1984年再次訪問中國大陸，為司徒雷登的歸宿而努力；1988年10月27日傅涇波在美國去世，臨終前囑託其子定要將司徒雷登之骨灰送歸故里。其間，在1986年，經中共中央書記處批準，北大校務委員會主任王學珍去信同意司徒雷登的骨灰以原燕京大學校長名義，安葬於燕園臨湖軒。然而，在幾位馬列主義老太太的干預下，此事掀起了小小的風波。2008年11月17日，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司徒雷登的骨灰，又被輾轉葬於杭州半山安賢園，安眠於青山蒼翠的懷抱之中，對於司徒雷登來說，雖然與他的遺願並不完全吻合，但最終能魂歸杭州也許是一種小小的安慰。有燕大校友感慨說：「偌大的燕園，竟容不下一個司徒雷登！」到了近些年，中國人才漸漸知道，司徒雷登作為燕京大學的校長和美國駐華大使，曾經為發展中國的教育事業，為增進中美兩國人民的交流與友誼，做過不少有益的事情，加上他特殊的身世，對中國一直懷有深厚的感情，是朋友而非敵人。歷史之路彎彎曲曲，離歷史較近時，人們往往看不清真相，離歷史越遠，歷史真相將會逐漸得到澄清，而司徒雷登無疑是屬於後一種，在歷史長河的深處自有他特定的位置。司徒雷登走了……司徒雷登，難以釋懷的燕大情節！司徒雷登，不應忘卻的記念！　　　

文章來源取自於：

每日頭條 https://kknews.cc/history/yjmr5yb.html

博客來 https://www.books.com.tw/exep/assp.php/888words/products/0010768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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